以法官和合议庭为裁判的基本决策主体。

当然，行政机关提供的其应对同行评审报告的理由和解释，也应当成为行政复议的重点。与此同时，联邦政府被迫对其决定中被发现的裁量评价部分，承担说理责任。

换句话说，从危险到风险的转变，在大多数学者看来，是由于外在世界的客观变化所引起的。原子能管理委员会运用自身的裁量评价，将其认为发生概率微小的第九等级事故，排除在环境影响评估以及安全防护设计之外。例子中，专家委员会指出仅仅就科学来说，行政机关掌握的事实基础不足以支持关闸蓄水的决定，就此，行政决定真正的事实基础被还原。[16]搜狐网：环保官员称水电污染比火电严重，国家能源局反驳,2011年1月2日，http://news. so-hu.com/20110102/n278643877.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3月8日。透过这些统计数字及表格，艾滋病感染人群和高危人群也就变得清晰、可见。

[10]而怒江水电更是经历八年争议，尚未开工。行政决定中原本需要说明理由的内容，借由科学的客观性和正确性，获得不容置疑的正当性。在总结各地严打经验的基础上， 严打法制化也在推进之中。

发案多，破案多，抓人多。在数量上，法规规章远远超过了法律。( 2) 后来民主集中制普遍化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般准则，被用作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个人与组织关系的准则，被作为加强纪律的一种手段。改革从2003 年开始酝酿，朝着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的目标迈进。

在社会变迁中，外围的改革较为容易，而内部的改革则较难。但是从修宪当时来看，象征意义更加明显，章节的调整主要来自文革的惨痛经历。

既保持中央的权威，又实现地方的活力，依然是衡量今后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原则。( 3)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行政主体风行于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中。但从总体上看，《民族区域自治法》在局部改变了中央国家机构与地方国家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分权的特色愈加明显。行政区划的调整是观察这层变化的良好切入点。

通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30 年来的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家机构在处理和公民的关系上，经历了从注重政治职能到突出公共服务职能的变迁。二是明确规定了政社分离、企社分开。只是调整行政区划的法律体系还不完善，除了宪法以外，法规规章主要有： 1985 年《国务院关于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1986 年《地名管理条例》，1989 年《行政区域边界争议处理条例》，1996 年《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02 年《行政区域界限管理条例》，2006 年国务院《地方工作志条例》等等。1989 年，《行政诉讼法》顺利通过，是加强国家机构相互制约的重大事件。

地方人大常委会的设立是地方国家机构获得实质性权力的开始。依据《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的精神，2011 年广东省加快了社会组织管理的进度，这一年发布《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 粤发［2011］ 17 号) 、《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实施意见〉等七个加强社会建设文件的通知》( 粤办发［2011］ 22 号) 等八部文件。

社会变迁是组成社会的各个要素相互合力的结果。其次，开发区中国家机构的设置是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不协调的。

与此同时，行政机关的权力越来越受到限制。但是还有很多历史遗留问题比如劳动教养、监所管理、三公经费公开等亟待解决，而这些都关系到公民的基本权利。从1994 年起，河北省石家庄市政府、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政府、陕西省富平县政府、甘肃省敦煌市政府相继尝试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另外，我国遵循的若干指导思想也促成了这种办事风格。一般而言，常态政治居于历史的大部分。因为效率不仅仅与决策有关，它还与执行、监督等各种环节紧密相关。

回顾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30 年来的立法进程，大体经历了一个经济立法到权利立法的过程。行政区划作为政权建设和政府管理的重要手段，是国家权力再分配的基本形式之一，在政治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广东省从2003 年来的此轮改革虽然走在全国的前列，但是不尽如人意处依然存在，85%的社会组织还未承担政府部门转移的职能，91%的社会组织还未得到政府的购买服务。运用这一能动体，结合30 年来生动的事例，可以概观过去30 年来中国社会之变迁，进而提炼出丰富的宪法理论。

而两部《基本法》的通过和实施，则对纵向国家机构的关系产生了巨大挑战。影响广东社会组织发展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进展缓慢，社会组织发展活力没有充分激发。

但这是以强有力的司法权力作为后盾的，我国现阶段还无法采用这种方式。为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与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提供了崭新的机制。一种合理的选择是采取《德国基本法》的做法，明确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内容，什么事项是中央管，什么事项是地方管，什么事项是中央与地方共管。对于关系公民基本权利的重大问题，应该逐步采用集体决策或者其他负责人副署等形式，同时加强审计机关、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的监督。

1979 年6 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规定县和县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三是首次在法规中明确了行业协会的具体职能是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这为行业协会承接政府转移的职能提供了法律依据。

即使八二宪法的章节调整只是带有象征意味，但也满足了人们的权利期待，这为以后的公民权利时代的到来埋下了伏笔。改变这种局面的有效方式是赋予人民法院违宪审查权，但是这种主张在中国短期内还很难实现。

为了顺应地方国家机构发展的趋势，《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先后在1982 年、1986年、1995 年、2004 年经历了四次修改，逐步明确了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享有的职权，但是囿于观念的滞后，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 1) 地方人大与地方政府的职权在很大程度上和全国人大与国务院的职权重叠，以至于地方国家机构的职权经常容易受到上级机关的侵犯。但是不可否认，国务院广泛的立法权力不是法治国家的常态，而迎来这一重大转折的是2001 年《立法法》的颁布。

最后，开发区设置的国家机构与其他国家机构如何协调发展，也是问题重重。不论是从宪法知识，还是从宪法研究队伍来看，中国宪法学都今非昔比了。内部改革的思路可以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典型例子即是30 年来对行政权的逐步限制。这一政策本源于打击犯罪的需要，而中央综治委的职责主要在于维护社会稳定。

发生在陕西泾阳县农家少女麻旦旦身上的处女嫖娼案即是实例。人权入宪以来，我国加快了人权保护进程，国家人权行动计划逐步展开，同时设置人权保护机构也在议事日程之中。

四、国家机构与社会组织之维( 一) 从限制到自律社会组织，即称民间组织，依据我国对组织的划分体系，它包含三类主体： 社会团体、民办非事业单位和基金会。有鉴于此，1979 年8月，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宣传部等八个单位《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的通知中，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思想。

除了《国家赔偿法》外，《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等法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拘留所条例》、《机关事务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也极大限缩了行政机关恣意行政的空间。至此，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各项配套措施皆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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